关于语文，我不得不说的话

　　之一：语文你怎么啦?

　　(一)

　　语文教材的确落后，说起教材落后，批评者总会举一些建国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如秦牧《土地》，杨朔的《荔枝蜜》，吴伯箫的《猎户》以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等，言起思想方面的种种局限。怎么就没人说《出师表》?它不过一个封建臣子对主子痛哭流涕死心塌地的表态。思想的局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此类文章有的行文之乏味，写法之单调，大大地丧失了汉语的诗性特质，令人难以卒教，难以卒读。有道是“文以载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不是讲得够清楚了吗?

　　(二)

　　都说教法死板，依据之一，就是教师照本宣科。教参只是教法之一，人家不是讲得挺客气——“参考”。要怪只能怪教师过于迷信教参，当然，教师也有苦衷，考试摆在面前，答题总得有个标准。或曰：不是教师没有个性，而是标准太重要。据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教师是否依据教参的那一套，把所谓的标准答案告诉学生，而在于除此以外，教师有没有激发学生发表不同看法的热情，有没有为学生提供发表不同看法的机会，有没有容纳不同看法的胸怀，有没有中肯评价不同看法的才识!

　　(三)

　　都说考法落后，一是标准化试题满卷飞二是刁题不少。的确，标准有悖于语文之个性，语文的个性不在于精确严谨，而在于模糊多义。常识的东西标准一下，倒也无妨，见仁见智的东西则大可不拘一格。至于刁钻古怪之题，则应仔细辨析，当然，刁钻古怪绝对是不好的，问题在于界定的标准是什么?想当年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拟国文试题，出了个对子考，出句是“孙行者”，结果舆论大哗，批评陈先生“开历史倒车。”你道此题刁是不刁?若以此考考我们现在的老师教授学者们，恐怕落马的不在少数，更不必说学生们了。然静心研析，陈先生的对子考，貌似趣玩，实则蕴含丰富的文化因子，绝非搞文字游戏，寓深刻于简单，化高奥为情趣，试题出到这份上，那才叫绝，绝题不是刁题。据载，当年对句为“祖冲之”的日后有的成为数学家，对上“胡适之”的有的成为人文学者。

　　之二：语文能找着北吗?

　　(一)

　　说到语文费时低效的问题，大凡论者总会引用吕叔湘先生的一番话：十年的时间，2700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有人给它冷静地算一笔账：按每天学习7小时满算，2700多课时远不足一年。这与古人十年寒窗苦学一门语文相比，也就见怪不怪了。以古律今，固然不妥；观今鉴古，却不失启发。世易时移，语文能找着北吗?

　　(二)

　　语文的结太多，知识与能力之争就是一个。说是重知识，轻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一大弊端。但知识与能力并非矛盾对立，没有知识，何来能力?知识与能力重要的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如何据时侧重的问题。小学阶段，多强调些知识的积累；中学阶段，多侧重些能力训练。而今日之语文，知识与能力却处于一种“错位”状态。君不见小学生正为理解分析而焦头，而中学生还在为一些基本字词而烂耳，语文教学怎么不会“少慢差费”呢?“错位”现象不改，即使用尽此法彼法，把语文课搞得雷声阵阵，也下不出几滴雨来。

　　(三)

　　当琅琅的书声不再成为语文课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是否意味着语文已偏离了方向?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少年来，从琅琅的书声中人才辈出。而今日，无论是说教的声音还是争论的声音早已湮没了动听的读书声。莫非是急功近利的社会使人摒弃了读书这道美餐?

　　反璞归真，还语文以琅琅的读书声吧!

　　(四)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何谓“道”，据我理解，既有“为人之道”，又有“为学之道”。“为人之道”暂且不论，语文的“为学之道”又是什么?“习惯”两字至关重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乃是学好语文的不二法门。常读勤学，善听会说，关注生活，随时汲取……无一不是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大搞卷山题海，可能图利于一时，但绝不能受益于终生。当我们的学生抱个高分回家，却书写不规范，背不出几篇名篇佳作，写不出一段通顺的文字，说不出几句得体的话，无疑是对语文教育的最大讽刺。

　　(五)何谓“语文”?众说纷纭，但都离不开语文这一点。西方学者云：“语文是储存传统的水库。”我们说它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至于语言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东西方也是所见略同。然而，汉语言所蕴涵的丰厚人文精神则为西方语言所不逮，甚至在中国人眼里，语言这一工具也是充满不定性，王力先生曾形象地说过：“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言外之意”都体现中国人对文的理解和追求。在中国人看来，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人们只有越过这道屏障，才能进入一种近乎诗的境界，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而它靠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意会感悟。所以，学好语文，全在一个“悟”字，有悟就有感觉，跟着感觉走，绝对错不了!

　　(作者 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