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3日电（记者张旭东、韩洁、储国强、姜锐）“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这道简单而又复杂的算术题，对拥有13亿人的中国国情作出了透彻解答。

治国难，治大国更难。

60年来，站立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破解着粮食、脱贫等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书写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没有改变，还面临着资源环境制约、民生难题等诸多挑战，我们尤需保持忧患意识，务必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在奋进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始终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置于首位:60年来，中国人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在新的发展阶段，仍有一系列难题待破解

今年82岁的侯丙新已很少下田劳动，但这位陕西省合阳县路一村的关中老农，仍十分挂念粮食收成。他说:“过去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饿极了，大家就把苜蓿、小麦叶子晒干磨碎来充饥。”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少、吃不饱，像侯丙新一样的不少中国人，都有着挨饿的难忘记忆。

面对诞生的新中国，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这样冷言相向: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侧面看，艾奇逊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均仅209公斤原粮，许多人处于挨饿状态。解决吃饭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要紧的大事。

“米比黄金贵”，中国在1955年不得不实行粮票制度，这也成为粮食短缺时代的历史印记。

民以食为天。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之激发。

从1982年到1991年的10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创造出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

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下，中国粮食实现了连续6年大丰收的佳绩。2008年初的数据表明，国家储备粮库存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这，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生存与发展，像两根平行红线贯穿新中国的历史。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解决，是伴随着大规模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期进行的。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脱贫致富，国富民强，成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一曲优美的《沂蒙山小调》常常唤起人们对山东临沂－－沂蒙山革命老区的深情怀恋。但曾几何时，沂蒙山区也是贫困的代名词。

经过多年的奋斗，1996年临沂所属的6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掉了贫困帽子。2004年，临沂实现人均GDP过万元；2008年，临沂位居中国城市增长竞争力第5位。

说起沂蒙老区的变化，临沂市市长张少军豪情满怀，“如今，新一代临沂人凭借沂蒙精神，在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

临沂脱胎换骨的巨变，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

世界银行2008年数据显示，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

“我刚到中国时，农村的生产活动仅限于耕地，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中国农村面貌一新，很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他们的收入也多元化了。”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第一任首席代表的林重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经过6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1979年3月，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来京，当他身着时髦风衣行走在长安街时，围观的国人还都是穿着统一样式、单一色调的蓝灰中山装。如今，人们五彩缤纷的衣着反映着富于个性的时尚消费观念。

腰包鼓起来的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过去象征财富的“三大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80年代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是手机、空调和音响；进入21世纪，则是房子、车子和电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目前中国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平衡的小康。围绕着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仍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以粮食为例:尽管粮食实现了6年“连增”，但粮食安全这根弦丝毫不能放松，如何确保13亿人的饭碗仍是今后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近10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4亿亩，目前仅为18．27亿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难度很大。

贫困问题同样面临挑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介绍，2008年我国政府调整了国内贫困线，实行人均纯收入1196元的标准，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还面临着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难题。

据相关统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8年的1．86∶1扩大到2000年的2．79∶1，而这一比例近年来还有扩大趋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改革开放30年，城乡二元结构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当前，我国已从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迟福林表示，在新阶段，要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就需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朝着更高层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断迈进！”

探寻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之道:60年来，中国确立并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踏上“绿色崛起”之路

一条玉带般清澈的溪水穿过古滇国的一座小城，于是有了今天的云南小城“玉溪”。

年近七旬的曾大爷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的玉溪河，那是一条亮汪汪的河流。“夏天跳进河里，清凉的河水浸透身体，劳累顿时就不见了。”

河水静静地流淌，转眼进入上世纪70年代，玉溪这座小城市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那时只顾得上抓生产，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沿岸工厂将工业废水排放到河中……“老玉溪人”儿时在河里捉鱼摸虾的情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令人厌恶的臭水沟。

直到3年前，在“生态立市”的战略指导下，玉溪河得以整治。“前溪花满草满，隔岸云宽水宽”的昔日景象重现。

玉溪河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交互作用的一个缩影。

人口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问题更为关键。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在一片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不保护自然环境，是难以富强和发展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对保护自然环境给予高度重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不过，由于人口增加迅速，伴随大规模的建设开发活动，上世纪50年代后，砍林伐木一时成风。

1966年，周恩来在总结经济中出现的生态破坏问题时曾痛心表示:“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不过，在人口和资源的尖锐矛盾下，多年来，生态环境总体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机能呈现较为严重下降。

前些年频频来袭的沙尘暴，淮河、松花江、太湖等诸多以“水美”著称的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事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环境恶化事例，分明是自然界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英国的《经济学家》曾撰文指出:1978年至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77％。但是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归根到底，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粗放式增长之路，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已日益突出。我们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以近年来热衷兴建的高耗能电解铝行业为例，吴敬琏算了一笔账:企业表面赚了钱，但算上国家补贴的优惠电价，国民财富实际上是净损失，而且环境污染成本还没有算进去。

我国是世界上的资源大国之一，但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森林、耕地、淡水、石油、天然气、铁矿等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源。

胡鞍钢认为，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经济增速负8．1％，作为全国今年一季度唯一负增长的省份，资源能源大省山西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

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山西曾在2001年至2007年间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资源高度依赖和单一粗放增长方式频频亮起“红灯”。

在山西的很多城市，白天少有蓝天白云，黑夜少有月亮星星，湛蓝的天空和新鲜的空气成为市民们渴求的“奢侈品”。而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弊端更加暴露无遗。

痛定思痛。在负增长的背景下，山西毅然做出了“黑”转“绿”的抉择:立志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摈弃“污染的GDP”。

山西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折射出中国在谋求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经历。

“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现实之需，我们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胡鞍钢说。

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上项目、到动用“区域限批”行政手段发布“环保警示”、再到力度更大的“绿色金融政策”，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环保风暴”彰显出中国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力度。

面向未来，中国正以更加自觉、主动的姿态迎接“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