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青年小海应聘某医疗器械销售公司，经过繁琐的入职体检，小海获得了录用。随后在一次出差工作中，小海被公司安排住进了医院，喝下护士端来的水后，便昏睡过去，次日醒来发现一个肾已被摘除。老板给小海留下了3万元“卖肾”款，却不足以支付手术后的医药费。（9月18日《扬子晚报》）
　　
　　这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器官买卖黑色产业链种下的悲情，其情节之匪夷所思，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大概这样的场景，人们只在脱离于现实生活中的恐怖片中见过。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使到了现代，保持身体乃至器官完整，仍然是个体生命尊严的最基本价值旨归。也因此，任何一种对身体器官的戕害，都将引发巨大的道德、法律乃至生命伦理争议，这也是此次被骗割肾案能够引发公众强烈关注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却是，这样骗割器官的黑色恐怖地带的确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公开叫卖器官在网上大行其道，一些医院移植来源不明的器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现实中人体器官的短缺与大量的器官需求，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市场。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进行器官移植，但每年仅有1万人左右能够得到移植治疗。各类移植需求者和供体间的比例大致为100∶1。
　　
　　而强烈的需求绕不过的门槛则是，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早已是国际通行法则。这大概正能够解释为何器官黑市交易不断膨胀，器官交易移植已经形成活供体———黑中介———医院———患者这样一条巨大产业链的原因。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黑市交易活动已经超越了明文规定的国家法规范围，这让生命伦理在法律面前变得脆弱和虚置。以此案为例，骗割肾脏的黑中介涉嫌的罪名只是非法经营，这与骗割肾脏的社会危害及公共影响严重脱离。所幸，目前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已经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有所定义，这尚可称作从法律维度对个体身体尊严及生命伦理重建的开始。
　　
　　而倘若继续探究这条骗肾新闻，可供解构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参与骗肾设局的，不少正是肾脏被骗割的受害者，而这些人无疑都是资本金钱上的弱者；本应治病救人、以拯救生命为己任的医院，其医治伦理让位于市场支付能力，成了非法器官买卖黑市的直接参与人；躺在病床上痛苦等待救治的器官需求者，本是身体上的弱者，却以资本优势，用弱者互害的形式，剥夺其他健全人的身体尊严，最终成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直接受益人。这样的故事并非孤本，若是跳脱于这条新闻之外，会发现雷同的故事其实一直在器官移植的市场内上演，这类弱者互害的故事已然发展到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从此角度来说，规范器官交易就不仅归属于法律范畴，面对剥离了道德成分，挑战人类基本身体尊严，甚至已然形成弱者互害形式的器官买卖，我们也理应从理顺不同阶层人群的健康及生命机会开始，器官买卖的受害人不应只是身体上的强者、资本上的弱者。对于需求巨大的器官市场，公共部门更关键的任务不仅在于重建生命伦理、法律规范，更应从消除疾病与贫困，从社会福利等角度提升不同阶层人群的生命机会，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器官捐助文化，方是器官移植互利的开始。

『编辑：思々』